与社会经济的急剧转型对比，我国的社会管理和国家管理体制的转型相对滞后。长期以来，包括经济收入差距扩大、社会秩序不稳定、伦理道德崩溃、生态污染严重等一系列国家管理问题。
我国的特殊政党准则和党和政府之间的联系不仅是经济快速发展的确保，也是各种社会劣势的根源。难以限制的权利必然会导致腐败和社会公平正义之间的不平衡，但也会减少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导致所谓的塔西佗陷阱现象，也就是说，当权利失去信誉时，社会将给予负面点评，不管是说真话仍是扯谎，做好事仍是做坏事。这也是为什么抢手言论事件频繁发生的原因之一，但言论管理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
与主要发达国家比较，除电视外，我国群众媒体的整体普及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近年来，新媒体的发展进一步挤压了传统媒体的生存空间，报纸的发行大幅下降，电视的收视率也有所下降。
在我国，新闻媒体被称作党、政、民三位一体的耳目和喉舌，具备上情（官方言论）发布和下情（民间言论）上传的两层功用。二者要融洽统一，但在现实生活中，二者又经常违背。因为新闻媒体的官方属性，其更突显的是做为官方喉舌的功用；在这类大的布景图下，民间言论一般不可以充足表述。尤其是近些年，散播內容的同质化比较比较严重，这促使群众媒体的民意散播效果显著地削弱。在对民意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力上，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出現了一个消退的现象。
传统的民意研究办法主要是根据问卷和抽样调查的民意调查办法。它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标志着美国民意研究所（盖洛普公司的前身）。它是在不断学习统计学、心理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多学科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现在，它现已形成了一套完好的程序和规范，如整体规划、抽样办法、样本框设置、问卷规划、样本收集、现场调查、质量操控、数据处理和剖析、报告撰写等。调查办法也从前期的家庭调查和邮寄问卷发展到电话调查、计算机辅助拜访系统和其他方式。
但是，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剧烈的社会变化正使得实施传统言论调查变得越来越困难。在我国，入境调查开始被街头拜访所取代。首先，由于户籍准则的限制，现有的抽样材料中没有反映出太多的外国常住居民的数据。这些人在大中城市的份额乃至达到了30%~40%.其次，大多数中高端住宅社区实行严厉的安保制度和门禁制度，这使得对中高收入人群的调查根本无法完成。这两个要素往往使传统的面对面调查所取得的数据与实践人口组成之间存在很大的偏差。但是，由于很难进行随机抽样和严格的质量控制，调查结果大大降低。
